《明史》記載：明太祖朱元璋曾問眾大臣這樣一個問題：“天下何人最快活？”對此，大臣們眾說紛紜：有的說功成名就的人最快活，有的說富甲天下的人最快活，有的說金榜題名者最快活，有的說妻妾成群者最快活。聽了這些回答，朱元璋都面露不悅之色。這時，有個叫萬鋼的大臣答道：“畏法度者最快活！”朱元璋聽后大為贊賞，連聲道：“講得好！講得好！”

欲深入理解這個故事，首先要知道一個歷史背景：放牛娃出身、當過和尚、以一介平民而至開國帝王的朱元璋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歷史上有名的《大明律》就是經他的手字斟句酌、反復修改而成的，被其視為維護朱明皇朝長治久安的法寶。朱元璋修訂、頒布的《大明律》對官員貪腐的懲處極為嚴厲和殘忍，官員貪污數額在六十兩白銀（折合人民幣約三萬元）以上的，就要處以死刑，殺頭后還要梟首示眾，並且剝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這“人皮草袋”置於衙門里官座旁邊，讓后任官員觸目驚心，起警戒作用。因此，萬鋼還算有自知之明，說出了“畏法度者最快活”這樣的大實話，並馬上得到朱元璋的高度贊同。在《大明律》的規范約束之下，任你富可敵國，任你功勞有多高、名氣有多大，觸犯法律，都是要被嚴懲的。當然，朱元璋提倡“畏法度”，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社會的統治，可惜他所制定的《大明律》是用來約束別人的，不是用來約束自己及其子孫后代的，因此他所創建的大明王朝和用以維護長治久安的《大明律》最終在276年后被另一個帶領農民起義的人推翻了。

話又說回來，現在來看，“畏法度者最快活”，這句話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古人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社會活動是人的活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如果沒有一定的“法度”來規范、限制人們的行為，那么社會將陷入混亂。正如馬克思所言：“法典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孟德斯鳩也說：“自由是做法律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畏法度者”時刻用法律制度規范自己的行為，不做與法律規定相違背的事，就會擁有自由，就會感到“快活”；相反，不畏懼法度的人，我行我素，為所欲為，置國家法律於不顧，最終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欲尋自由，欲感“快活”，就應做個“畏法度者”。

不可否認，在現實生活中，還有少數領導干部在制度面前變成了“特權者”，動輒凌駕於制度之上，在制度的制訂中，摻雜太多的個人意志；在制度的執行中，隨心所欲，甚至把隨意突破制度框架、不按制度辦事看作是有開拓精神、創新意識；更有甚者，把制度變成自己謀私的工具，利用手中的權力踐踏制度。我們說，制度有沒有威力，能不能讓人產生敬畏感，關鍵在於制度能不能對每一個人具有相等的效力、相同的威力。如果領導干部遊離於制度之外，只用制度來規范別人，不用制度來約束自己，制度的效力就會大打折扣，制度的作用也就難以充分發揮。

有專家指出，腐敗現象的社會心理基礎就在於人們對不守規則的行為的認可，並助長了“潛規則”的盛行。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非常重要。但僅有制度還不夠。實踐表明，與健全制度同樣重要的是，黨員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的意識，從內心深處敬畏制度，把制度轉化為自身的行為准則和自覺行動，“帶頭學習制度、嚴格執行制度、自覺維護制度”。

前不久，有媒體通報了被判死刑的文強在“雙規”期間寫下的檢討書，曾經不可一世的文強在檢討書中說：“我到現在才深刻明白薄熙來書記說‘當干部，一要干活，二要干凈'一席話的含義，但是現在一切都晚了……”也可以這樣說，與其懺悔“沒聽領導的話”，倒不如懺悔沒有真心敬畏制度、遵守法律。法律和制度，是用來規范和約束人的，也是用來保護人的，公職人員只要遵紀守法，絕不會因為“沒聽領導的話”而受到法律追究；反之，只要觸犯了法律制度，即使對領導惟命是從，最終也難逃法律的制裁。

前任美國總統布什在一次演講時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也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我現在就站在籠子里與你們說話！”所謂籠子，就是法律、法規、制度的統稱。“把領導關進籠子”，說白了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對權力有所約束；“把領導關進籠子”，不是要捆住領導的手腳、不讓干事，而是要讓領導在憲法、法律、制度允許的范圍內多干事、干好事、干成事而不出事。

在制度面前，每個人都要懂得敬畏。領導干部只有心中敬畏制度，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做到上行下效，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氛圍和環境，使各項制度發揮應有的威力和作用，讓反腐倡廉建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使自己始終做到清清白白為官，堂堂正正做人，成為讓群眾擁護和愛戴的好干部，樹立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畏法度者最快活”，還可以這樣說：守法度者最自由 ——甘願接受規則約束的心靈才是真正自由的心靈，相反，無視制度、對抗規則的心靈是被魔鬼鉗制着的不自由的心靈。在制度面前低頭，是人類崇高精神的最佳體現。

2010年7月15日

采菊東籬下

說起陶淵明，不少人都讀過他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記》，知道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欣賞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瀟灑與閑適。然而，拋開后世文人學者安放在他身上的“隱逸詩人之宗”、“中國頭號鄉村詩人”等榮譽和光環，僅僅用一種世俗的眼光來打量，與權力和金錢都搭不上邊的陶淵明卻更像一個失敗者。

史書記載，陶淵明也算名臣之后，曾祖陶侃官居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父親也都做過太守一類的官。但淵明八歲喪父，自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二十九歲時他“投耒去學仕”——放下農具奔官場，先后擔任“江州祭酒”、“江州主薄”、“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一系列不起眼的小官。不幸的是他“學仕”學得很別扭，或“不堪束職”，或“因心不悅”，“學習成績”始終上不去，每次都干不了多久便解職歸田。四十一歲時，“因余家貧，遂見用於小邑”，經朝中做官的堂叔陶夔推薦，為了養家糊口，淵明再次出仕，作了彭澤縣令——縣令的寶座還未坐熱（才八十多天），郡里的督郵到縣視察，下屬勸其“束帶迎之”，淵明卻憤然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掛印去職，並作《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發了一番感嘆，自認為醒悟了、看透了，又回老家種田去了。

遙想淵明少年時，“少懷高尚，博學，脫穎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等詩句更把他意氣風發、大濟蒼生的理想和志向表露無遺。然而，閱盡史冊，沒有哪一章說淵明為官是成功的，他也在《歸園田居》一詩中坦言：“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說自己為官是“誤入歧途”，其實也等於承認了自己不會“當官”。

種田就種田吧，但淵明種田也很失敗。他“守拙歸園田”后，也曾有過幾年“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的小康日子，然而好景不長，44歲時，一場大火將他的“八九間草屋”燒了個精光，全家只好寄住在小船上。后來舉家遷至南村，重建草屋安家，雖然他“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但生活每況愈下，如遇災年和戰亂，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甚至淪落到乞食的境地，如其詩所雲：“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63歲那年，淵明貧病交加，於寒冬凄慘死去。種田不足以養家，到老不得安歇，淵明一敗塗地至此，豈不令人心酸。

從權力和金錢的角度打量淵明，他當然是一個失敗者。然而淵明在小傳中總結自己時說：“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他在《飲酒》詩中也說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淵明淡泊超脫至此，顯然已經懶得再作任何辯解了。

淵明活着的時候，與權利名位絕交，與榮華富貴無緣，貧窮一生，孤寂一生。他為生計而屢次出仕，卻又不願卑躬屈膝、苟且鑽營、同流合污而屢次辭官；他躬耕田園自食其力，雖飢寒相逼屢陷窘困，仍以“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的淡泊心態毫無抱怨地生活於農村——在那個相互追逐名利、崇尚權勢地位的年代，許多人奔走於權貴之門，而他卻和農民打成一片，現在來看，仍顯得另類和可貴。

淵明的人品和詩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魯迅先生評價淵明說：“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魯迅先生似乎已在暗示，像淵明那樣辭官歸隱是不必效仿的，也是不易學到家的。

然而也有人急切地表示要像淵明那樣辭官回家種田。比如今年8月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在被“雙規”期間曾表示：“希望黨組織能夠保留我的黨籍，讓我回常德桃源老家種田悔過。”無獨有偶，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也曾在悔過書中表白：“官是不能當了，希望能給我幾十畝試驗田，我用高科技來種田，為國家做點貢獻”。平頂山市新華區原區委書記杜欣，因涉嫌受賄、貪污被查處時，也希望政府“能讓他回家種田，只保留一個副地級待遇就行了”。

以上三位的弦外之音不外是：既然官當不成了，那就讓我歸隱田園，做個農民種田過日子吧！案發前很狂很無恥，案發后很傻很天真，如果淵明泉下有知，定會對貪官們的幽默表演報之一笑吧。

李大倫等貪官是應該鄙視的，但鄙視，並不證明你就高尚，如果鄙視並效仿着。1600多年前的“失敗者”陶淵明是值得仰望的，但仰望，並不證明你就卑微——“我們是仰望大師的人，而能夠仰望，已值得欣慰。持續的仰望，讓我們略去生活中的雞毛蒜皮，藐視生活中的低級趣味。”（劉小川《品中國文人》）

淡如秋菊何妨瘦，廉似梅花不畏寒。有感於此，故回眸遙望當年寂寞“采菊東籬下”的鄉村詩人陶淵明。

2009年10月9日

遺臭碑為誰而立

1944年1月10日，對於石林人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66年前的這一天，全縣各機關和全縣民眾為已經狼狽逃走的縣長許良安立下遺臭碑。負責撰寫碑文的，是當時已年屆73歲高齡的李權之先生。

李權之先生名秉鈞，生於1871年，家住縣城南正街，曾設私塾授課，民國初年任縣勸學所所長，參與過縣志的編撰，是石林現代史上名聲卓著的張熾、楊一波、楊立德和施祜等人的啟蒙老師。

速朽的文章很多，但由李權之先生撰寫的遺臭碑碑文卻值得一再品讀。李先生是熟知歷史的，因此在碑文的開篇即指出：“古無有為貪官立碑者，有之，自路南始。”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權之也成了為貪官撰寫碑文的第一人。

樹碑立傳，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傳統。 “夫流芳遺臭，皆自人為，分道揚鑣，亦各有別，其人而為流芳也，則碑從而芳之，其人而為遺臭也，則碑從而臭之。”李先生筆鋒一轉，對碑與人的關系作了一翻闡述。

李先生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也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光緒年間的一位路南州官——1887年，李權之16歲時，四川人陳先溶出任路南知州，在位11年間，他勤政愛民，廉潔自守，政績卓著，離任后，路南百姓在州城北門牆腳樹立了“路南知州陳公先溶去思碑”，以彰其功德，旌表思念之情。

同樣為官一任，有的人造福一方，有的人卻禍害一方。“其碑同，其所以利民害民則原各異。路南縣長許良安者，實我邑空前絕后之貪官，去不有跡，何以懲前，臭既永遺，允堪毖后。”李先生寫下這無限感慨的一筆，轉而以紀實的手法，歷數許良安在任路南縣長時的種種惡行：

“該反動貪官，自到任后，巧取豪奪，恣意挾持，窒息民生，借端敲磕，到縣甫及半載，搜刮已達數百萬金，下鄉流連二月，受害盡遍十三鄉鎮……種種貪贓枉法事實，指不勝屈。復於去歲十一月二十三日親率武裝政警，蹂躪縣中，誣捕教師，學生以士可殺不可辱，情深師長，向至縣府請願，竟被殺傷至十余人之多。其摧殘教育，殺害青年，實屬喪心病狂，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事。”

李先生廖廖數筆，已將許良安貪婪無恥、凶殘暴虐的丑態刻畫得“入石三分”。然而，諸多惡行，憑許良安一己之力豈能實施，許良安是首惡，那些仗勢欺人、為虎作倀的部屬又怎能輕易放過。滿腔的怒火讓李先生用更為嚴厲的詞語寫道：“其虎狼爪牙李國均、許恆安，驅膻鷹犬萬雲程、魏光祖，遂臭蚊蠅潘小巫等，復為之推波助浪，聚斂苛罰……”

一個貪贓枉法的縣長，伙同那些推波助浪的“爪牙”、“鷹犬”、“蚊蠅”，這是何等驚心動魄的共同犯罪啊。李先生沉痛地總結說：“殊知，物極必反，不平則鳴。吾鄉民風古朴，夙安耕作，從未有控官之惡習。茲迫於反動貪官淫威之下，忍無可忍，不得已而激成全縣一致之控告，其贓證查有實據者已達四十八件之多。茲蒙上峰洞悉民隱，委員到縣詳查，該貪官所刮贓款，確實無虛，特予以撤換。然其在縣一切卑污陰險劣跡實有足以遺臭萬年者，若不為之刊碑勒石，使垂永久，何以抒眾憤而戒后人也，爰為之記。”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許良安於1943年冬畏罪潛逃，“上峰”詳查后輕描淡寫地給出一個“撤職”的結論——民眾的憤怒和失望可想而知。李先生以世事洞明的無奈，意味深長地寫明了立遺臭碑的原因：“抒眾憤而戒后人也”——法律已被濫用，公正已無所依靠，那就刊碑勒石、永記其丑，以民眾的良知作一次正義的判決並以此喚醒后來者的良知吧！因此，在碑文的最后，李先生毫不客氣地列舉了許良安的五項貪污事實及金額，並注明：“其他硬敲惡詐者尚未列入其數尤多焉。”

有濫用權力硬敲惡詐的貪官，就有被污侮與被損害的民眾——“物極必反，不平則鳴”，李先生撰寫碑文，是代民眾而“鳴”；石林人民也從此一鳴驚人，立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塊遺臭碑，以大義凜然的壯舉書寫了反腐倡廉史上值得銘記的光輝一筆。

遺臭碑是惡的見證、是判決書、是反腐的檄文。“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然而，遺臭碑僅只為許良安，僅只為他的同伙李國均、許恆安、萬雲程、魏光祖、潘小巫而立嗎？

海明威的反戰小說《喪鍾為誰而鳴》，書名引用了約翰.堂恩的詩句：“……所以絕對不必去打聽喪鍾為誰而鳴，喪鍾為你而鳴。”同樣的道理，遺臭碑為誰而立？2003年11月23日，參加過 “倒許運動”的路中學生李山故地重遊，在遺臭碑前寫下這樣的詩句：“去思遺臭兩塊碑，石骨威嚴鑒是非。既表先人明愛憎，更教后人要學誰。”懲前毖后、警示后人，意思再明白不過了，遺臭碑不只為許良安而立，更是為所有人而立。

“權力是腐蝕人的”，許良安大權在握時的貪婪無恥，李國均等跳梁小丑依附權勢時的蠅營狗苟，仍然有可能以另外一種形式延續。雨果在《悲慘世界》一書中說：“當一個人心中充滿黑暗，罪惡便在那里滋長起來……”我們不能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別人犯過的錯，我們也有可能再犯——從這個角度來說，遺臭碑也是教人向善的——看過如此丑陋的一塊碑，當我們轉身離開的時候，也許就是走向真走向善走向美的開始……

（2010年1月18日）

到《論語》里尋找“小人”

孔子是誨人不倦的教育家，在孔子看來，做人的最高標准是“君子”，而君子的對立面就是品德卑劣、人格低下的“小人”。據統計，在《論語》一書中，提到君子的地方有107次，提到小人的地方有23次。孔子用對比的方法，給學生們提供了一個坐標系統——在人生的兩端，一端是小人一端是君子，他當然鼓勵學生們好好學習，勤奮修煉，最終都成為君子。

關於君子與小人，孔子有很多著名的論斷，比如：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盪盪，小人常戚戚……因此，到《論語》里尋找“小人”，是一件十分冒險和痛苦的事，在閱讀和思考的過程中，一對照反省，可能就會發現自己靈魂深處也有“小人”的影子，可能就會成為孔子批判的對象。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或者也可以這樣說：“不識小人，焉知君子”，到《論語》里尋找小人，是為了認清何為“小人”、也是為了避免淪為“小人”。孔子不曾反對合於道德的追求，更不曾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他之所以對小人作嚴厲的批判，是因為小人無視法律和規則，自私貪婪，見利忘義－－與其說孔子是在批判小人，不如說是在批判不道德的行為，批判扭曲的價值觀和利益觀。

時至今日，孔子關於君子和小人的許多論述，似乎已經不合適宜了。然而，彬彬有禮、遵紀守法、言而有信、做事認真的君子，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值得推崇的美好形象。反過來說，如果給那些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的官員貼上“小人”的標簽，孔子應該是不會反對的。

君子與小人，說白了是一種道德判斷。“做人要講人品，為官要講官德”，大量的案例表明，現在一些干部出問題，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對於黨員領導干部來說，《廉政准則》既是行為准則，又是道德規范；既是工作生活、待人處事的底線，也是杜絕違法亂紀行為的底線。不論職位有多高、權力多大，違背《廉政准則》“8大禁止”、“52個不准”的行為都是有失官德的，也是容易因此淪落為“小人”的。

在責任面前，要有所為；在誘惑面前，要有所不為。希望同志們認真學習貫徹《廉政准則》，自覺接受監督，切實做到令行禁止，清白為官、干凈干事，做人民群眾擁戴的“君子”，而不要做被鄙視和唾棄的“小人”。

2010年4月7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泰伯篇》記錄了孔子的一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漢語是沒有標點符號的，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應如何斷句，向來有所爭議。孔子死后1000多年，到了公元12世紀，宋朝有個叫朱熹的人將這句話解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並在其著作《四書集注》一書中解釋說：“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換句話說就是：對於老百姓，只能使他們按照我們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們懂得為什么要這樣做。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朱熹這么一解釋，暗合了歷代統治者的心意，可謂正中下懷，其學識和名望又使這種解讀成為正統，幾百年來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不幸的是，到20世紀初興起“新文化運動”，魯迅等一大批文化先鋒祭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這句話也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孔老二”提倡愚民政策的“罪證”。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據說秦始皇是燒過書的，其中也不乏“聖賢書”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等級森嚴，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愚民”心態的指引下，大小官員們在極權和專治面前異口同聲“奴才在……尊旨”，成為整齊划一容不得批評置疑的病態美學；老百姓在思想的禁固中習慣了“按照他們的意志去做”，聽天由命逆來順受而不能問“為什么”，偶爾出個公正清廉的好官就世代景仰，有了冤屈只能苦等着青天大老爺來救助——積習已久，怪不得魯迅先生要極力批判國人的奴性呢。

現在來看，提倡愚民政策的應該是“孔家店”的“店小二”朱熹，作為店主的孔子被打或許是冤枉了，因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還有很多解釋，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可以解釋為“老百姓如果認可了（統治者的政策），就讓他們去執行；如果不理解，就讓他們理解（以后再去執行）”照此說來，孔子不但反對愚民政策，反而很有些民主思想呢。又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好像在自問自答了：“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嗎？不。還是要進行教育的。”再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據說這種句讀近年才有人提出，它既符合古漢語語法，又有合理的語意，其含義是：“老百姓可以被支使，但是不可以放任自由，必須加以引導。”這些解釋已經越來越貼近孔子作為一個教育家的本來面目了，否則一個熱衷於推銷愚民政策的人也不可能在今天又“移民”到國外興辦數百所“孔子學院”的。

以上所說，其實都在圍繞着孔子是不是提倡“愚民政策”展開討論，換句話說，討論的核心不外是知情權以及與之相關的參與權和監督權。在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今天，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更加直接，對政務信息公開的要求日趨強烈，然而值得反思的是，現實中仍有少部分單位及個別領導把事關人權財權事權的問題、事關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視為密不可宣的“工作機秘”，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規定置若罔聞，或隨意應付，或裝深沉、能捂就捂，仍就眷戀着暗箱操作，害怕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封建愚民政策與我們黨的執政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反過來說，如果被蒙在鼓里，不知情，談什么監督，又怎么批評？知情的前提是公開，公開是民主建設的基礎。公開本身就是監督，並有利於監督的落實；公開本身就是民主，也有利於民主的生長。只有誠實地公開，才能讓“自覺接受監督”的承諾成為現實，才能讓“知情權”從一個漂亮的概念成為一種實際的社會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3月5日，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要堅持勤儉行政，反對鋪張浪費，不斷降低行政成本。要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和行政復議制度，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2010年8月27日，溫家寶在全國依法行政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再次指出：“要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今年我們開始推行財政預算公開，要求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納入預算管理，所有公共支出、基本建設支出、行政經費支出預算和執行情況都公開透明，讓老百姓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錢、辦了什么事；此外，政府性基金收支預算、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等，也要全部向社會公開。”

更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這是繼黨務公開寫入十七大報告和新黨章后，推動黨內民主建設的又一個標志性事件。（詳情請參《瞭望新聞周刊》：以民主視野布局黨務公開）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張志明在《實行黨務公開是大勢所趨》一文中對此評論說：“一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沒有什么可以跟自己的黨員和人民保密的，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的機密外，各級黨委特別是基層黨組織日常的黨務活動和政府的政務活動，都是可以而且必須要對黨員和人民群眾公開的。這是黨員的基本權利，也是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

“流言止於公開，誹謗源於猜疑”。 公開已是大勢所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說到這里，或許我們已經找到了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努力方向。

最后順便問一句：如果不敢公開，那到底是害怕什么？

2010年10月9日

“曾子殺豬”與“尾生之死”

曾子是誰？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人。他十六歲拜孔子為師，學有所成之后，寫了一本書叫《大學》。由此可知，曾子是個讀書人，一介書生，又不是屠夫，他為什么要殺豬呢？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據說有一天，曾子的夫人要到集市上買東西。年幼的兒子知道了，纏着不讓走，又哭又鬧，非要跟着去。曾夫人就哄兒子說：只要你不跟着去，回來把家里的豬殺了，做一頓好吃的，讓你吃肉。估計那時能吃肉是一件難得的美事，孩子一聽很高興，就老老實實呆在家里，等着母親回來殺豬吃肉美餐一頓。

曾夫人於是就去趕集。回來后，發現丈夫不是在看書而是在磨刀，就問：你這是干嘛？曾子地說：殺豬啊。你不是答應孩子說，你回來就殺豬，給他肉吃嗎？曾夫人說：我只不過是騙騙孩子，和小孩子說話何必當真呢？曾子說：對孩子就更應該說到做到了，不然，這不是明擺着讓孩子學着家長撒謊嗎？大人都說話不算話，以后有什么資格教育孩子呢？曾夫人當然是很明事理的，於就和曾子一起把豬殺了，給兒子做了一頓肉吃。這就是“曾子殺豬的故事”。

由此看來，曾子雖然是讀書人，但並非“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還會點殺豬的手藝，重要的是，他這次殺豬，不是因為自己嘴饞、想吃肉，而是要兌現作為家長的承諾。曾子受孔子教育多年，對“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之類的教化是頗有心得的，況且在《論語》里他還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講誠信，守承諾，連一個小孩子都不願欺騙，答應了給他肉吃，於是就親自動手殺豬。言必行，行必果，童叟無欺，曾子果然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君子。

關於尾生的故事，見《庄子-盜跖》一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這是一個凄美的古代愛情故事，說的是：一個叫尾生的年輕人，與女朋友相約於橋下，他等啊等，不料心上人沒有如約而來，卻意外暴發了洪水，為了不被洪水沖走，就抱着橋柱不放——不幸的是，他被淹死了。

其實這個故事，是庄子借盜跖之口講述的。據說，孔子聽聞有盜跖這么個惡人，就自告奮勇前去勸其改邪歸正，不料反被盜跖“慷慨陳詞”，歷數各忠信賢士之種種不端，痛快淋漓地批駁了一翻，讓孔子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盜跖在批駁孔子的過程中，順便就列舉了尾生因為守信而喪命的故事，以無可辨駁的事實證明了孔子的“迂腐”。

雖然庄子本人曾聲稱什么“盜亦有道”，但盜賊大約是不講什么誠信的——因此盜跖不去批評那個失約的女子，卻把矛頭指向了誠實守信的尾生。也許，在尾生的心里，守約比生命更重要，也就是精神或者信念要比肉體的生命更重要，也就是所謂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尾生寧願放棄生命而不願違約了。當然，這個故事也從反面說明了，不守信用是很害人的，要么害人、要么害己——尾生就是這樣被害死了。

曾子殺豬和尾生之死的故事就講到這里。這兩個故事，一個算喜劇、一個算悲劇，但都和孔子有些關聯，都在映證着同一個事實：誠實守信，言行一致是做人的基本原則——不止如此，當子貢請教如何從政時，孔子還說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意思很明白：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沒有了百姓的信任國家就不能存在。換句話說，就是政府要取信於民。如何取信於民，對領導干部而言，有一點是無庸置疑的，就是信守承諾，言必行、行必果。

記得2007年，縣紀委向全縣領導干部徵集自律格言，后來不但匯編成冊，而且還裝裱懸掛於各自的辦公室——這是大家作出的廉政承諾；2008年，開展軟環境建設活動，各單位在電視上公開作出服務承諾；今年，結合“行政效能提升年”和“干部作風改進年”活動，各單位再次作出承諾。

既然是承諾，就不能只是隨便說說，更不能言而無信，希望大家結合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認真兌現各項承諾，以實際行動向黨和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最后，請記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我們做出的最大承諾。

200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