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在同行里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时她年仅12岁
    

1954年，云南省文工团（后改为云南省歌舞团）领导发现昆明市新村小学里有个女孩子舞跳得很好，就派一名演员去仔细看看。这个佩带红领巾的女孩——杨丽坤身材苗条，舞姿优美，具备舞蹈演员的良好条件，文工团就满意地收下了她。由于她年龄最小，团里还给她一些“特别”照顾，比如说，让她比别人多睡两个小时，还请大姐姐照管她的生活。在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下，杨丽坤刻苦练功，业务提高得很快。第二年，她就正式参加团里的演出。她先后参加了《十大姐》、《白鹇鸟》、《万盏红灯》、《采茶》、《小卜少》、《赶摆》等集体舞的表演。不久，她便成为独舞演员。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她在强烈的聚光下，单凭一人身影，控制了空旷的舞台，举止松弛自若，舞姿优美舒展，以稳健而含蓄的表演，十分细腻地描绘出了春、江、花、月、夜的意境。她以心灵的美，化作舞姿的美。人们赞她：“好像一枝冰清玉洁、素心芳菲的芭兰。”这时，她仅仅12岁，便显露出她的艺术才华。
    1959年初，《五朵金花》被定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影片。女主角到哪里去找呢?一天，导演来到云南省歌舞团，正好碰上杨丽坤在擦玻璃窗，导演看了看，试了试镜头，微笑地点了点头，选中了她。17岁的杨丽坤没有拍过电影，很担心完不成如此重任。但当她看了剧本后，就被剧本中的人物所打动，下决心一定要扮演好副社长金花。
    杨丽坤深入大理与白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她找到了剧本中副社长金花对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影子，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角色。
    该片上映，受到全国人民一致好评。周总理称赞它反映了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1960年2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获得了“最佳电影奖”，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该片曾先后在56个国家上映过，打破了我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
    1960年底，杨丽坤和云南省歌舞团的同志们来到怀仁堂，向毛主席作汇报演出。在党的雨露阳光哺育下成长的少数民族演员，心中有多少话想向主席倾吐!演出结束了，毛主席、周总理走上台来和演员们一一握手。一双温暖巨大的手紧紧地握着杨丽坤的手，一股暖流涌进了杨丽坤的心房，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
    1961年，杨丽坤和云南省歌舞团的同志一道跟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和演出。周总理历来是特别关心少数民族演员成长的。在繁忙的访问期间，周总理多次与杨丽坤交谈。当他了解到杨丽坤饰演的金花是由别人配音时，非常亲切又严厉地与杨丽坤讲，当一名演员不仅要善于表演，也要学好普通话。此后，她遵照总理教诲，刻苦学习普通话。在1964年拍《阿诗玛》时，虽然语言大部分仍是配音，但有两段独白，就是由杨丽坤自己朗诵的，即阿黑临别投下那朵在急流中飘动的山茶花时，在音乐声中道出一句独白来：“水呀!你为什么不往高处流呀!”独白虽然只几句，却反映了杨丽坤的心愿，她决心按总理的指示不断努力，做一名符合人民要求的演员。
    在撒尼人民中流传的民间传说《阿诗玛》，刚被搬上银幕还来不及与观众见面，便被打入冷宫……主演杨丽坤也由此成为“黑苗子”
    就在杨丽坤茁壮成长的重要时刻，一阵阵狂风恶浪向她袭来。周总理称赞过的《五朵金花》被污蔑为攻击三面红旗、丑化少数民族的“毒草”；在撒尼人民中流传千百年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阿诗玛》，刚被搬上银幕还来不及与观众见面，便被打入冷宫，斥之为“宣扬爱情至上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影片；主演杨丽坤也变成了“黑苗子”、“黑线人物”，遭到了批斗。本来，几年前因恋爱受人阻挠，杨丽坤曾一度精神失常，经过住院治疗，已经痊愈。这时，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恣意摧残下，她精神上又受到严重刺激，每天晚上接连不断做着可怕的恶梦。
    1970年，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大搞“划线站队”，到处抓人斗人。杨丽坤不忍见这一切，认为这是“没有执行毛主席指示!”从此，她被扣上“政治疯子”的帽子，关入地下室牢房。这时，她病又犯了，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境遇每况愈下，病情一天天加重。
     

关她的那间黑房子，没有床，只有两把凳子。每当夜深人静，人们经常听到杨丽坤那凄厉的呼叫声
     

病中的杨丽坤，谁能来拯救她呢?她想，只有敬爱的周总理!她用颤抖着的手给妹妹写了信：亲爱的好妹妹，请你拿着此信去北京，尽一切办法找到周总理。但千万要保密!!!任何人都别相信，别说见到总理，信给他就行了。此信拿给总理就行了，别人不要拿给!!!切记！！！别为我担心，我一时还会活着的!千万别写信来歌舞团组织里!!!更不要写给云南省革委会!!!!也不要写给江青!!!总理收到我的信就知道一切了！！！！
    这封信，周总理并没有见到，却被一些人塞进了杨丽坤的专案袋。
    从批文下达到各种手续就绪，总共用了20天。这足以说明，她深受人民爱戴和党组织的关怀
    1978年10月27日，我们找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说明了来意，把文化部部长黄镇同志关于落实杨丽坤政策的批文、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给彭冲同志的信件，当面交给了车部长。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表示尽快将此件呈送彭冲同志，尽快研究，一定协同我们把杨丽坤的有关政策一件一件地落实好。
    自从那天与杨丽坤会面后，我们隔一天去医院看她一次。她把我们当亲人看待，每次稍去晚一点儿，她都很着急。每当我们离别时，她总是倚着铁门留恋地目送着我们，直到看不见为止。
    落实杨丽坤政策，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平反。此事，云南省文化局党组已在全系统大会上公开为杨丽坤平反，恢复名誉，彻底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对杨丽坤有关问题，从实际出发，都要按党的政策逐一妥善处理。
    首先，解决治病问题；其次，病好后是留上海还是回云南，这个问题定下来，才谈得上解决其他问题，如工作安排、爱人调动、户口迁移及住房等等。
    云南省委意见非常明确，杨丽坤是我省著名的“金花”，云南人民有这样的女儿，感到光荣，也是彝族人民的骄傲，欢迎她回云南工作、治病。
   上海市委车部长诚挚地表示：杨丽坤不仅是云南的，也是全国人民的艺术家，是国家的财富，我们市委欢迎她在上海定居。同时也尊重云南省委意见，如本人愿意回本省，我们一定积极地做好工作。
    我们立即征求杨丽坤的意见。她认为，回云南省歌舞团，触景生情，再见到那些迫害她的人，容易发病。再则，上海治病也方便，又有唐凤楼家人的照顾，决定留上海。
    杨丽坤一再表示：感谢云南省委及文化局领导。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省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1997年4月，就指示解决她的治病问题，与此同时对她受迫害的问题负责做出政治结论。现在又派人专程来落实各项政策，她实在感激不尽！
    我们将她本人的意见反映给上海市委，在一周内市委就做了研究，车部长向我们宣布了由彭冲同志签发的4条批示：
    (一)杨丽坤的病由市精神病医院负责治疗，要派最好的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尽快地治好她的疾病。
    (二)把杨的工作、户口等关系转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其丈夫唐凤楼工作由外省调入上海)。
    (三)给杨丽坤分一套住房。
    (四)以上三点，要求电影厂、精神病医院，劳动人事、房管部门尽快落实。      
    这个批示立即复印直插基层(避免中间环节层层批转，耽误时间)，不到几天功夫，一件件逐步兑现。
从批文下达到各项手续就绪，总共用了20天。工作效率这么快，实在惊人。车部长的秘书对我讲：上海市要落实政策的省军一级干部就有200多位，都是要解决住房问题。但目前困难很大，用这么快速度解决杨丽坤的问题，还是少有的。 
    这些足以说明，人民演员深受人民爱戴、党组织的关怀，也反映了上海市委对云南省委的通力协作、支持。
    我们在上海为杨丽坤落实政策期间，受到了上海市各界的关怀、帮助、爱护。上海几家主要报纸都发表了消息与采访文章。
    上海电影制片厂徐厂长及《阿诗玛》导演刘琼等同志多次来与我们商量问题。徐厂长说，杨丽坤这么一位好演员因主演了我厂拍摄的《阿诗玛》身遭残害，理所当然地应由我厂接收，并保证安排好她全家的生活。
    市委领导及电影局、制片厂诸单位领导又陪同杨丽坤观看《五朵金花》、《阿诗玛》影片。开始，此事是由车部长提出来的，并要我争取杨丽坤的意见。真出乎我意料，杨丽坤不赞成。我以为她有什么思想顾虑，还是出于谦虚。她说，现在看来，这两部影片很不理想，许多地方拍得不好，真的不想再看它。经过我们几个人商量、了解，这确实是她由衷之言。经过我们反复做工作，她最后说：“还是听张团长的吧!”终于接受了我们的要求。
    在上海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天我把杨丽坤接出来，在我住的饭店里要了一套房子，让她与爱人、小孩团聚几天。她非常严肃地向我提出来：“请张团长为我保密，不要声张出去，我最怕人围观。”当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杨丽坤冤案轰动全上海，知道她行踪，肯定会有围观的群众。
   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因脑梗塞引起的并发症在上海的家中去世，享年58岁。

(本文作者为原云南省歌舞团团长，文章写于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