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她不感寂寞  家里最多养过六条狗

杨丽坤1978年调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她的新家位于上海郊区，叩门时会传来阵阵狗吠声。她的丈夫唐凤楼就一直坐在放满花圈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就在此进行，不时地从卧室里传来狗吠声，只闻其吠，不见其踪。唐凤楼说家里最多时养了6只狗，为的是让杨丽坤不感到寂寞，唐凤楼的声音有些温厚，但更多的是伤感，所有的叙述在唐凤楼平静的外表下，显得遥远而陌生，仿佛昨日的一个残梦……
    唐凤楼早年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被分配到湖南的一个铝锌矿当工人。在那里，经人介绍认识了杨丽坤。“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她已不是想像中的杨丽坤了，所有人们描绘她的美好词汇已没一个能与眼前的她对得上号。她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因为药物反应的缘故，人胖得基本上已无形体可言。”
    杨丽坤当年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涉及到此话题，唐凤楼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或用“非人待遇”四个字概括了事。“我认识杨丽坤时，她的精神病略有好转，当时介绍人给我讲了她的遭遇：一个16岁的少女，正因为演了电影《五朵金花》，被说成是现行反革命，这真是荒谬。一个外貌端丽、演技出众的演员竟被折磨成如此模样，我感到心痛。”据知，杨丽坤演了《五朵金花》和《阿诗玛》后，从云南磨黑的一名彝族舞蹈演员成为当年耀眼的明星。“文革”一开始，被周恩来称赞的《五朵金花》被污蔑为“反对三面红旗，宣传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影片”，杨丽坤的悲惨人生就开始了。当时她被关在舞台下，那里阴暗潮湿，终日不见一丝阳光，里面仅放两张长凳，晚上当床睡。加上日夜不停的审讯，杨丽坤的精神被摧垮了。
   “杨丽坤的精神疾病属于抑郁型，外人一般看不出来。批判的时候就说装病，治疗被耽搁了。她患有严重的‘幻听'，常常被头脑中莫名的话语所左右。”唐风楼幽幽地回忆着，“每当发病时，杨丽坤完全受头脑里‘幻听'的支配，她脑子里有个爷爷，爷爷说她是公主。这时根本无法用正常语言和她说话。我已经摸出了规律，只要她摔东西，就证明她的‘幻听'发作了，最好不要理她；如果这时劝她吃药，她就以为你要毒死她。” 
   “她从小性格就内向，听她二姐说，小时候为一件事生气，就一直闷在心里，甚至闷到出鼻血为止。这种性格在她成年时还影响着她，最终的磨难导致她精神上彻底崩溃。她也有清醒的时候，那时她会在家里做些家务，她洗的衣服可干净了。”
    杨丽坤和唐凤楼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两个男孩现在一胖一瘦，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从小我给他们买一样的衣服，两人外表上我能分得清，衣服就分不清了。但是杨丽坤就不一样，她每天晚上都把他们的衣服分开、叠得好好的，她认识他们各自的衣服……这两个孩子性格上承袭他们母亲，也很内向，不像上海人。”回忆并非都是残酷的，一丝幸福从唐凤楼眼前短暂地掠过。“她也有清醒的时候，那时她会在家里做些家务。记得有一次炒香肠给我吃，她将香肠切成一段一段的，结果炒出来都是焦的；不过她的衣服洗得很干净，她还特别爱洗头，习惯我用温水慢慢地从上往下浇下去……”
    从唐凤楼这里，我得知了杨丽坤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杨丽坤喜欢看外国文学，最爱的书是《格林童话》和俄罗斯文学家别林斯基的评论；偶尔唐凤楼还带她去看一场电影。当然这些都是在杨丽坤“幻听”少的时候。
    一次看电影的经历着实把唐凤楼吓着了，“记得去美琪大戏院看电影《简爱》，当时还是内部电影，一进电影院我就后悔了，我担心会引起杨丽坤精神上的不愉快，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两个小时，杨丽坤很认真地问我一句话：“你觉得罗切斯特痛苦吗?”

她很爱美，对颜色很挑剔

唐凤楼清楚地回忆1981年时，他用翻译剧本的第一笔稿费给杨丽坤买了一块当时最好的深灰色呢子面料，做了一件呢子大衣。“她喜欢得不得了。她爱美，对颜色特别挑剔，穿着很有品位。一次我出差回来，只见我们楼后面浓烟滚滚，跑到楼上回家一看，她人没了，把我给急得又跑回楼下，看见她手里抱着那件呢子大衣，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家里当时没人，她以为着火了，什么也没拿，就抱着呢子大衣往外跑。她太善良了!就是她的善良维系着我们的30多年的生活。”
   “生活两个字从一撇开始，一上来就歪了。”历经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唐凤楼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生活作了一个注释。“好比‘糖溶化在水里'，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久病成良医，据唐凤楼说，杨丽坤开始服的药副作用很大，服用后人容易走形，接着尝试了很多中草药，有一点效果。1982年是杨丽坤恢复最好的一年，那一年她还练起了形体，想重返银幕。以后就是时好时坏，最严重的是1997年突发脑溢血，那一次差一点就过去了。以后便是一次又一次的住院，直到今年7月21日突发脑血栓，在家中去世。 
   “她太善良了!她的一切都很平淡，平淡中蕴含真情。除非发病，她从来不指责人。就是她的善良维系着我们三十多年的生活。”唐凤楼坦诚地说。

最大的遗憾：22年没有回过云南 

自从杨丽坤1978年到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云南老家，二姐黄晓女士曾经去上海看望她，与唐凤楼商量想让她回去一趟，可是云南毕竟是杨丽坤的伤心地，回去后会不会病情加重，种种顾虑未能成行。唐凤楼深深地叹了口气，摆着头，下意识地用手擦脑门，“她实在太想家了，精神好的时候她会跟我说西双版纳的香蕉最甜，还有哪里的风光最美，哪里的土特产最好吃。”
    在采访二姐黄晓女士时，73岁的她多次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她们姐妹俩感情特别深，从杨丽坤9岁时就相依为命。“文革”期间也是相互照顾，相互牵挂。
    老导演刘琼说：杨丽坤生病住院时，你们记者为什么不去看她?
笔者千方百计地想从上海电影制片厂了解当年拍《阿诗玛》的合作演员，得到的消息是与杨丽坤配过戏的上海演员大多已作古。惟一剩下的线索是《阿诗玛》的导演刘琼(当年风靡一时《女篮5号》的英俊小生)，年近90高龄的刘琼仍健在，刘琼在电话里对笔者提出拜访的要求一口回绝。“杨丽坤生病住院时，你们记者为什么不去看她?为什么等她死了以后，你们才想起要来写她。”刘老的当头一棒让我一时语塞。 
    “第一次见到杨丽坤的印象?她当年19岁，小姑娘是很漂亮。但不是漂亮了就能做演员，主要是她很合适演阿诗玛，其他事我都记不得了。”说什么刘老也不肯多谈了。
    《上影画报》女记者何明去年6月想去采访杨丽坤。据何明回忆，当时她正与唐凤楼坐在客厅里谈话，里面的门开了，突然，一个高大、脸色苍白的女人挪动着碎步，手足无措地站在客厅的门边，她面容有些憔悴。但是那种仍然如同孩子般的目光，无助而依赖地看着唐凤楼。“怎么回事，快进去。”唐凤楼敏捷地搀扶着她。只听见外面保姆收拾东西的声音……“对不起，我不在一会儿就不行，她把里面弄得一塌糊涂。”唐凤楼再出来时已是急匆匆的。我的目光回到杨丽坤的遗像，在柔和的光线中，她微笑着，笑得透明，笑得纯洁，遗像镜框上，雏菊单纯地开着白花。“阿诗玛走了!”她给我们仓促的生活留下了一丝浮生感叹。